9月12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召集国家劳动总局、国务院知青办、团中央等有关部门负责人专门讨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大政方针问题。

10月9日，李先念主持国务院会议，就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呈送的《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汇报提纲》，第二次专题讨论了知青问题。

在这次讨论中，李先念说：

社会上议论很多，四不满意是我讲的。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社队不满意、国家也不满意。

那种认为只有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才算是教育，我历来不同意。把青年搞下去，两年再整上来，是出力不讨好。如果说只能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不能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那我们的党就不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党，而是贫下中农先锋队的党。

对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出现的问题，知青家长之一的李庆霖曾经直接上书毛泽东。

事情是这样的：那是在1969年福建省莆田县为了贯彻毛泽东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最新指示，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对本地初、高中毕业生进行认真排队，逐个摸底，挨家挨户动员，思想不通的就先迁户口、办手续，甚至动用行政手段强制下乡。小学教师李庆霖的儿子李良模也在这种情况下离开父母，到离县城几十里外的贫穷山区荻芦公社水办大队插队落户务农。

按当时政策规定，知识青年下乡后第一年口粮和生活费由政府发给，口粮每月18公斤，生活费每月8元。

然而好景不长，口粮和生活费仅发了11个月就停了。知青们一年到头在山区劳动，不仅没有一分钱的分红收入，而且连口粮也成问题，生活费用年年由家里负担，每年还要贴补几个月的高价粮，日子才能混过去。加上城乡生活存在一定的差别，城里来的知青在农村生活不大习惯，势必带来许多具体困难。

作为知青家长的李庆霖，对自己孩子面临的困难，难以解决，其心情可想而知。几年过去了，李良模的处境一直没有改变，而且越来越严重。

出于无奈，李庆霖先到儿子下乡的荻芦公社，向公社党委反映情况，但问题未得到解决。他又去莆田县革命委员会找知青的主管单位“四个面向办公室”反映，仍然毫无结果。

最后，他抱着一丝希望来到莆田地区民事组，将自己儿子的困难以及自己向县、公社反映问题的过程一并作了汇报，地区民事组答应同有关部门联系。李庆霖满怀希望在家等待，可结果还是石沉大海，杳无音信。

几次上访未果，李庆霖决定斗胆上书“告御状”，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

1972年12月20日，趁学校放假，李庆霖躲在家里，关起门来，显得十分神秘。他怕连累无辜，也怕走漏风声。由于事先有充分的准备，李庆霖花了两个多小时，一口气写下了2000多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