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上的商品，有些是被下线的药行付过些许预付款的。到了交货之日，老板却不见踪影，小商贩们赶忙登门查看，奋力敲门半天，无人应答，情急之下破门而入，办公室内只剩一座孤零零的妈祖。

赶忙向邻居打探，听说这该死的商人已逃回闽南老家。

“妈的！真是个大奸商！”小商贩们叫骂道。

房子位置不错，品相也好，关键是在租界，头顶有把大伞。

那时从华界逃往租界的人们成千上万，苏州河的那些桥梁上，即便是三更半夜，也少不了拖家带口的身影，吓得工部局的外籍桥梁工程师克拉克二十四小时守在一旁，口袋里擦汗的手巾就没干过。

少许有钱人直接移居自己在租界的寓邸，大多数人则要去抢为数不多的难民收容所的床铺，抢不到的大多先露宿街头，但也有些口袋里有钱的，就去竞价租越来越贵的房子。为这几间屋子出高价者不在少数，不过多是想着投机倒把的二房东。

但最后，却是应弦之租了下来，价格也还算公道。

这是因房东的儿子是学校里一位学生，更因从前在杨树浦的校址，或许是被轰炸的诸多学校中最惨的一个。战前两年，在应弦之的央求下，教育部好不容易拨了笔建校址的经费，还借此买了大量乐器与书籍。结果，一颗炸弹正中刚建好不久的教学楼，心血霎时灰飞烟灭。

轰炸发生时，应弦之正带着学生们赶往学校，想着趁战火似乎暂停之时，去把乐器与书籍搬出来，能挽救一些是一些。后来学生们哭得稀里哗啦，应弦之倒暗自庆幸，好在那时自己与学生们尚未赶到。

那房东听闻后，心疼不已。

学校正式搬来时，持续三月之久的上海保卫战临近尾声，蒋委员长已宣布国军撤出上海，国民政府迁往西南，里弄居民们因而个个儿每日惶惶不安，垂头丧气，不知上海租界的未来又将如何。

一位上海爷叔听闻新租户是音乐学校，顿时惊慌失色，心想这还了得，国都将不国，还有心学音乐！？现今商女可都晓得亡国恨呢！况且有音乐学校在，以后弄堂怕是不得安宁，当即跑到楼上房东门口，“砰砰”一阵敲门。

房东打开门，是位健硕的、身体赶上这爷叔两个大的男人。

但爷叔毫无惧色，翘着小拇指，不由分说地唠叨道：“侬怎么把房子租给音乐学校啦呀，以后阿拉弄堂是要成鸟窝了呀！”

房东盯着爷叔，面不改色，无动于衷。

民国二十年的初冬，少将张学良率军撤出锦州的那日，他站在老家的祖宅前，身披一件自己上山亲手杀死的东北虎做成的虎皮大衣，亲眼目睹成群结队的日军从他面前走过。他挺了挺腰板，咬牙切齿。

周遭的中国人们亦是如此，满腔愤慨，却无可奈何。

军队的末尾，站在坦克之上的军官来回观望，嘴角略过一丝笑意，知晓这些中国人心有不服，见这穿着虎皮大衣的男人似乎格外不服，心生教训他的念头，路过他身边时，命坦克停下，但未等彻底停下，他便跳下坦克，稳稳站住，接着缓缓向房东走去，站到他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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