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房间，我换上睡衣，挽起袖子。情绪测量仪跟血压计类似，略微挤压着我的手臂。电子音“叮”地一响，机械化的女声说：“今日快乐指数是65，您的情绪很平稳，要继续保持哦。”

大部分人可能受不了这样日复一日的、机械化的劳动。哪怕是在这里工作了数年的护士长，也是住在二十公里外的市区，宁可每天早晚高峰堵一个小时车回家，也不愿在宿舍楼里过夜。尽管她经常抱怨疗养院对她情绪带来的负面影响，但还是兢兢业业地忍了下来，也许是舍不得这里的高薪吧。

虽然地处偏僻，但工作内容简单，加上慷慨的工资，每年应聘者都络绎不绝，然而十有八九过不了简历初筛。干着护工的活儿，却要招收名校毕业生。经过几轮面试，实习的护士们也大多熬不到转正，纷纷主动退出。我更是这回唯一成功入职的护士。

名为护士，但跟医学也不搭边。倒不如说我扮演的角色是个护士。

我会来到快乐疗养院工作，契机是父亲。

临近毕业的某一日，我收到父亲的短信，问我有没有时间碰面吃个饭。应当说这还挺令人吃惊的，毕竟上次收到他的消息还是大学刚入学。我甚至有些怀疑是不是有人谎称是我父亲，但只是约个时间在学校附近碰头的话，到时候自然就知道真假了。

一辆高档的黑色轿车停在学校大门附近，父亲的司机正伫立在侧、左右张望。我钻入车内，父亲竟在前排坐着，这应该也令人讶异，在我印象里，就连母亲也没享受过如此程度的重视。餐馆不远，车里空调开得有点冷，十几分钟里父亲一直在跟司机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我本是木然地坐着，想到这种时候应该玩玩手机以掩饰尴尬，于是把手机掏出来，翻动着背景屏幕发呆。

轿车驶入某座美术馆的地下停车场，通过零星的车辆可以判断出其人气惨淡。连接包厢的电梯藏在车库一角，刷了会员卡才启动。司机将父亲和我送入包厢后微微躬身，礼貌地离开。父亲把尺寸巨大的精装菜单递给我，问我想吃点啥。

“点您想吃的就可以。”我说。

父亲略微眯起镜片后的眼，用品评古董一样的目光看着我。

“最近快要毕业了吧。”

“是的。”

“找到工作了吗？”

“还没有。”

此时应该流露出几分惭愧，但我从来也没学会如何表现出我并未感知到的情绪。人文社科专业的对口工作除了当老师就是做研究。因为讲课缺乏感染力，我应聘的几所高中都不肯收我，又因为对研究价值的判断缺乏天赋，导师也说这么读下去不是个办法，建议我硕士毕业就去工作。然而忙活了小半年，我连一封offer都没拿到。

“有想做的事不？”

“没有。”

“我可以给你介绍几个职位。”他一边翻动菜单，一边在桌边的电子屏上点菜，云淡风轻地说，“只要能让你妈别再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