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万分惭愧，我也不过是那万亿丧失记忆的人其中之一。当灾难发生之时，我的女友就在埃德萨上。她的名字叫欧芙尼娅，是我本科时代的校友，一位爱看书的，内向腼腆的姑娘。我至今仍记得她整齐的刘海，柔顺的长发与看书时有几分认真有几分深邃的眼眸。

“我在看《伊豆的舞女》。”那是我在图书馆第一次与她邂逅时的交谈，当我问她正在看什么书时，她这样回答，“我喜欢这篇文章，那种触不可及的纯爱，只可相望却难以逾越的隔阂，宿命式的别离和若有所失难以言明的哀伤，这些我都很喜欢。”

与她相处的许多细节，都已经遗落于记忆中的，但唯有初次相见的这番对话，始终记忆犹新。也是因此，我此后再不忍翻看川端康成的作品。

话说回来，在灾难发生后我自然焦急且痛苦，每天在电话里安慰她，鼓励她，和她一起想办法。还记得在她告知我确诊感染消息的那个晚上，我们在视频中相视泪流的场景。不过这一切随着埃德萨与外界通讯网络的断联而结束了。

我花了两个月从悲伤情绪中走出来，那段时光就像是我记忆中的一道伤口，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愈合结痂，而后伤疤也在不知何时脱落了。你若指责我是冷漠之人，我是无法反驳的。但其实我也想过自己能为埃德萨，能为欧芙尼娅做些什么。

也许我能捐款捐物？政府机构拒绝了我的请求。也许我作为生物专业的研究生，能为攻克病毒做出什么贡献？但尚且不论细分专业不对口，我们实验室也从没申请到过相关的研究项目。于是转念一想，我一个普通人而已，又能够做什么呢？这样的理由对我这么一个随波逐流的人来说，是很受用的。于是在我的记忆中，不管是埃德萨还是欧芙尼娅都逐渐落上尘土，被遗忘在角落中了。

再和埃德萨扯上关系，是在五年之后。那时我已经博士快毕业了，某天我的导师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他要组织一次对埃德萨的考察，记录HD-421的病理表现，并采集病毒样本，为进一步研究病毒做准备。那时我才知道，这位来自埃德萨的老教授，在五年的时间里不知写了多少封项目申请书，不顾一切地想要参与到病毒的研究中。在他的项目申请终于得到通过的时候，他在第一时间想到了我。

“你是被我从埃德萨带来的，对那里肯定熟悉。”老教授说，“而且你女朋友还在那里吧，不想见见她吗？”

我愣在了当场，有些尴尬。像是被老师点名，却答不上问题的小学生。首先我连欧芙尼娅的生死都不知道。如果她已离世，我应该以怎样的心情接受这个现实呢？如果她还活着，我又究竟想不想见她呢？或者说，她究竟想不想见到我呢？